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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斯:世纪病患者的心灵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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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2 21:15: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乔伊斯:世纪病患者的心灵独白

鹏  鸣

    世界著名的出版社“蓝登书屋”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做过一次评选活动,即选出20世纪100部最佳英语文学作品,结果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荣登榜首。这足以证明这位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人在20世纪小说写作领域中占有的至尊地位。大家都知道,《尤利西斯》这部巨著向来以晦涩难懂著称于世,以至于中国著名作家和翻译家萧乾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称其为“天书”!
    作为独树一帜的意识流小说经典作家,乔伊斯注重表现人物内心真实,展示人物的主观感觉、印象和各种意识流过程,尤其注重显示人物的潜意识。作者用大量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序颠倒等手法,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融合在一起,表现异化人性、变态心理和扭曲性格,使意识流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独特的思维模式和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法,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乔伊斯宣称:“我不愿意去为我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不管它把自己叫做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堂都一样。我将试图在某种生活方式中,或在某种艺术形式中尽可能自由地、尽可能完整地表现我自己,并仅只使用我能容许自己使用的那些武器来保卫自己——那就是沉默、流亡和机智。”像斯蒂芬一样,乔伊斯终于冲破了家庭、祖国和教会设置的种种禁锢,到欧洲大陆广阔的天地去寻找自由,并在艺术中重新铸造民族的良知。
    自我放逐成为乔伊斯生存方式的最好选择。对他来说,流放不仅意味着背井离乡、四处漂泊,过着动荡不安、无家可归的生活,更意味着精神上的孤独。然而,人只有在流浪与分离中才是自由的,在远离故乡的瞻望中,寻找现代人失落的精神家园才成为可能,乔伊斯大半生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1904年到1941年,乔伊斯一家先后在奥地利港口的里亚斯特、罗马、伦敦、巴黎、苏黎世等城市居住,其中在巴黎生活的时间最长。
    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正是现代艺术蓬勃发展、繁荣昌盛的中心,其自由活跃、大胆创新的思想和丰富奔放的文化景观与彼岸的英伦“孤岛”的压抑封闭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只有在这里,乔伊斯离经叛道、标新立异的创造天赋才能得到发挥。
    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与1922年发表,轰动了巴黎、爱尔兰。作为一部意识流小说经典之作,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尤利西斯》一时成为西方文坛评论的中心。《尤利西斯》代表意识流文学的高峰,又是第一部非英雄主义文学的杰作,他为现代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从而无可争辩地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
    《尤利西斯》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空间浓缩到1904年都柏林一天的生活中。以极为简单的情节和时间跨度,体现最深宽广的意识流内涵,覆盖了都柏林生活的每一个侧面。哲学、历史、政治和心理学都有所触及,被评论者称为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一本“现代派的圣经”。尤利西斯,即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人物奥德修斯。乔伊斯以它命名,反映了他的作品在人物、情节和结构上与荷马神话故事的对应关系。
    乔伊斯借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框架,把布卢姆一天十八小时在都柏林的游离比做希腊史诗英雄尤利西斯10年的海上漂泊,使《尤利西斯》具有了现代史诗的概括性。《尤利西斯》因而被认为是一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崩溃的史诗”,是“关于社会无可挽回的分崩离析”。
    作品中的三个人无不带有病态的色彩:布卢斯穷途潦倒,懦弱无能,明知妻子另有新欢而无可奈何,只好在未曾见面的女子情书中寻求满足。莫莉由于丈夫的精力衰竭而整天沉溺于肉欲,出于精神的恍惚之中,完全被动物的本所支配而不能自拔。斯蒂芬是一个青年艺术家,在生活上穷困不堪,在精神上备受磨难,愤世嫉俗又充满虚无主义理想。他们三人的沟通和巧遇,构成了庸人主义、虚无主义和肉欲主义的三结合,而这种结合证实都柏林社会也是现代西方社会人格破碎、庸俗猥亵和精神崩溃的深刻写照。在乔伊斯的笔下,通过古代英雄人物的鲜明对比,现代西方文化哺育出来的布卢姆、斯蒂芬和莫莉竟显得那么卑微、苍白和渺小。
    乔伊斯的文学生涯始于他1904年开始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写给出版商理查兹的一封信中,他明确地表述了这本书的创作原则:“我的宗旨是要为我国的道德和精神史写下自己的一章。”这实际上也成为了他一生文学追求的目标。在乔伊斯眼中,处于大英帝国和天主教会双重压迫和钳制下的爱尔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国家,而都柏林则是它“瘫痪的中心”,在这个城市里每时每地都上演着麻木、苦闷、沦落的一幕幕活剧。
    在他看来,爱尔兰是一个堕落的令人窒息的国度,都柏林是一个堕落的令人窒息的城市,逃离是他惟一可选择的道路。于是,他于22岁那年偕女友诺拉私奔至欧洲大陆,义无反顾地开始了长及一生的流亡生涯,中间仅仅点缀着短期的回乡探亲,1911年后再也不曾踏上爱尔兰的土地。
    然而祖国的分量在这个逆子的心中也许是最重的。他对祖国念念不忘,所有作品都是以都柏林为背景的,他认为从远方对故乡进行观察和描绘会更客观、更真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爱尔兰在这个被她抛弃的逆子的作品里获得的爱也许最多。
    进一步说,乔伊斯在对“瘫痪”的都柏林的念念不忘也正体现了他对现代社会中人类根本处境的深切关注。除去对祖国的忠诚,他还对他的艺术无比忠诚。他的创作既不是为生活而艺术,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是为艺术而生活,将自己完全祭献给了艺术。可惜,他的祖国不可能理解他。乔伊斯死后也未能同祖国达成谅解,爱尔兰不允许他的遗体回国安葬,这与同样客死他乡的叶芝的载誉荣归想必,何啻天壤!
    然而,这个世界还有更厉害的手段——查禁——等着乔伊斯。1940年,已经享有盛誉的乔伊斯再给朋友的信中,曾这样谈到整整半年之内自己作品的销售情况:“《流亡者》0本,《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0本,《都柏林人》6本”。这个令人多少有些吃惊的统计数字将他的曲高和寡和世界的冷漠强横毕现无遗。
    乔伊斯是一个孤独的人。但他无所畏惧,因为他有三大武器保卫自己,抗拒孤独:沉默、流亡、机智。自从他开始写作《尤利西斯》以来,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给过他什么鼓励。他却一点也不痛苦。他所关心的只是:“一件艺术作品的最重要问题在于:它是从多么深的生活中产生的?”
    詹姆斯·乔伊斯辞世60年后的今天,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谈论他。比如,中国边远地区一个闭塞的小山村,就可能会有两个怀有某种远大的文学抱负的青年人,为他的《尤利西斯》争论得面红耳赤。当然,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是,谁都不会轻易读懂乔伊斯。放眼当今欧美各大学的文学系,乔伊斯已经成了许多英语文学教授的金饭碗,甚至有一份杂志是单为他的《芬内根守夜人》一书所办;然而,就是这些专吃乔伊斯饭的教授学者们,又有几个能真正理解和欣赏乔伊斯呢?难怪当初写完《尤利西斯》的乔伊斯曾不无得意地说,他的书怎么也得让后来的研究者皓首穷经地忙活上半个世纪。
    如果说他是在浪费时间的话,那他愿意一种巨大的规模来浪费,就像他干任何事情的风格一样。再过上几百年,他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知音。
    乔伊斯对不朽有足够的耐心。
      
  
                                                       (节选自鹏鸣《世界文学简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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