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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活与不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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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2 21:11: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莎士比亚:“活与不活”问题
鹏  鸣
       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从来没有终止过对外部世界的探询与求索;但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却要么是极其荒谬,要么就是浅尝辄止。与科学理性考察人身体的奥妙与物质机体的运动相对,文学世界探索的正是人的情感、梦想、欲望等内心宇宙的律动。在这样的心灵之旅中,如果存在着什么明显的时代分界线的话,有一个名字无疑是其中最显眼的界碑,那就是——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这个在西方世界被奉为艺术之神的灵馨儿,其实并不是天生的贵族。他出身与16世纪英国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而且在他13岁时就由于家道中落而不得不放弃学业。为求得生存,他曾在剧院打杂,替观众看守马匹,也曾经参加剧团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如当提词人、演配角等等,做的净是些让人轻视的“下贱活”。但生活的困窘并没有磨损这位戏剧天才的的生活热情对文学之梦的狂想。当他写出热情洋溢的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时,人们也许已经对他出色的才华惊叹不已,但他们却未必会料到这只是一颗巨星初现天际的微末之光,更夺目的光彩还闪耀在他后来一系列的戏剧作品中。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芸芸众生在各种生存格局中上演着各样的悲剧和喜剧。而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喜剧几乎集中了人世间所有的悲苦喜乐、几乎写尽了普天下一切的爱恨情仇。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说:“爱可以征服一切。”在沙翁的剧中,爱可以让人勇敢赴死(像罗密欧和朱丽叶),能够使人智慧倍增(像《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但沙翁的不同寻常之处不仅仅在于他比其他诗人更出色地写出了爱情的美好和迷人,他还写出了爱的残酷与不忍。

    《奥赛罗》中的那个摩尔人就是因为太执着于爱的纯洁与忠贞,在猜忌和妒恨之火的蛊惑下掐死了自己深爱的女人——美丽而温柔的苔丝德梦娜。马克思说,人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明程度。

    在莎士比亚激情涌荡的诗句和神奇瑰丽的想象中,我们不难看到:爱情作为古老而又年轻的人类情感形态,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文艺复兴时代,已经超越了原初的动物性冲动,上升到审美和追求人生价值的精神性存在。不但如此,我们还能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体验到爱情无限丰富与多样的侧面:如一见钟情的心跳与激动,互相思念的痛苦与甜蜜,热恋的狂烈与忘我,失恋的哀伤与绝望……总之,人们读沙翁的很多戏剧都可以体验到爱情的深度与人性的广度。

    作为人类情感体验的一体两面,与爱相生相克的悲壮而惨烈。《哈姆雷特》讲述的即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复仇故事。年轻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知道其叔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而他母亲又在先王尸骨未寒之时改嫁叔父之后,精神状态几近崩溃,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

    尽管他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对“人”发出了自由的赞叹:“人是多么美妙的杰作!他拥有崇高的理智,也有无限的能力与优美可钦的仪表。其举止犹如天使,灵性也可媲深陷。人啊,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眼前的他“对一切事物也毫无兴致”,他觉得“整个世界只不过是块枯燥的顽石”,“人们已无法令我欢欣——就连女人”。

    正如爱使人盲目一样,无以复加的仇恨使哈姆雷特变得神情恍惚,犹豫不决。于是哈姆雷特“拖延”复仇的举动成为许多研究者争吵不休的无头公案。在哈姆雷特犹豫的背后其实正反映了莎士比亚的矛盾——对人性善的怀疑和对人性恶的厌弃。他理想中的“人”在污浊的现实面前变得面目可憎、丑陋不堪。对整个人类的绝望使著名的“哈姆雷特命题”得以产生“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必答之问题)。

    这实质上是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古今中外的思想者都对这个问题做出过或深或浅,或广或狭的不同回答,而像哈姆雷特这样发问的却寥寥无几。中国的儒家不屑于考虑“死后怎样”的问题,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儒家认为人活着总是有意义的,而这个意义的核心即是“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佛道两家则把人生的意义寄托在来世或仙境,由此出发,佛的理想人生即是清淡平和,与世无争,而道的极致确是乐天安命、长生不老。

    中世纪基督文化从悲观的角度视人生为赎罪,人属于上帝而对自己的独立存在没有足够的自觉,考虑“活与不活”的问题被视为一种罪过,“自杀”更是被《圣经》明令禁止的可怖行为。只有到了人的自我意识全面苏醒的文艺复兴时代,人从上帝那里索回自己以后才可能发出哈姆雷特那样的呐喊: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必答之问题:
      是否应默默地忍受坎坷命运之无情打击,
      还是应深入大海之无涯苦难奋然为敌,
      并将其克服。
      此二抉择,究竟是哪个较崇高?
    对死后未知世界的恐惧使人们不敢轻易言死,不能贸然赴死。于是对于像哈姆雷特这样面临困境而又充满理性的人来说,生存是痛苦的,死亡是可怕的。那么,究竟是生存还是毁灭,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如果哈姆雷特是孔儒的传人,他会因为自己而忽略了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而感到羞愧,他会想我们大多数中国民众一样认为这样的问题是不可理喻的“伪问题”。

    如果他接受了佛的洗礼,他会认为杀父之仇只不过是人生苦乐轮回中的一劫而已,并不值得那样为复仇而处心积虑;如果他赞同道的齐物、等生死之论,那么他的父王的死即是生,他母亲作为谁的妻子都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他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他会为自己坚持的不饶恕和不苟活而惶恐不安。

    但是,他不是以上任何一种“单纯”的人,即使他在某方面与他们的信仰有重合之处,那也只能作为他复杂的理性思维中与其他思想撕扯纠缠的一极,而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他的全部;否则,哈姆雷特便不成其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是他笔下的“这一个”。因此,哈姆雷特的困惑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存在性显现,“哈姆雷特命题”是有思想的个体对人之生存本质的叩问。

    与此同时,哈姆雷特还是一个具有彻底怀疑精神的复仇者,他甚至对人的理智进行了如下的否定:
      理智能使我们成为懦夫,
      而顾虑能使我们本来辉煌之心志变得黯然无光,像个病夫。
      再之,这些更能坏大事,乱大谋,使它们失去魄力。
    这在《哈》剧中自然也可作为对他那意味深长的“拖延”复仇行为有利的诠释。但这些台词在大力提倡理性精神的文艺复兴时代无疑是不合时宜的杂音。理智都是这样充满了缺陷,那么情欲就更加让人难以信任——莎士比亚的大部分作品都在重复着这样相同的主题。“激情压缩理智”几乎成为理解他作品的一把百试不爽的金钥匙。

    当我们伴随着莎士比亚笔下的各色人物经历过他们的悲喜哀乐以后,我们不禁要问: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高明的沙翁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只是耸耸肩膀,摸一摸他那魅力十足的两撇胡子,然后摊开双手,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很复杂。”


                                                                                           (节选自鹏鸣《世界文学简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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